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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駿:我的少數派報告

2017年08月02日13:32 來源:未知 關聯作家:蔡駿 點擊:

 

過去都是假的,回憶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,以往的一切春天都無法復原,即使最狂熱最堅貞的愛情,歸根結底也不過是一種瞬息即逝的現實,唯有孤獨永恒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加西亞·馬爾克斯

 

 

    菲利普·迪克有過一部短篇小說《少數派報告》,描述2054年的華盛頓,司法制度已能通過一種“心理科技”預知犯罪,并在兇手作案前將其逮捕,直到一名警官自己突然成為了“即將犯罪”的通緝犯……小說后來被好萊塢大導演斯皮爾格伯拍成了科幻電影。菲利普·迪克是個鬼才,給許多好萊塢電影提供過小說原著,1962年的政治幻想小說《高堡奇人》獲得過雨果獎。不過,我今天要說的與這個故事無關,也許和菲利普·迪克有關,最有關的僅僅是“少數派報告”這五個字。

    我天生是一個少數派,在生活上是個少數派,在文學上也是個少數派。

 

一  “解藥”

 

    去年,我回到以前的家里,尋找一份十年前的合同,翻箱倒柜,意外找出一本“黑面抄”。黑色硬板紙封面的筆記本,紙張干脆泛黃,仿佛出土文物。那時還沒使用電腦呢,許多閃過腦海的原始創意,就這樣隨手記在紙上。黑面抄里夾著許多小紙條,布滿自己都難以辨認的字,有些后來成了我的小說。這些褪色的圓珠筆字跡,出自世紀末的那一年——霎時明亮起來,點點滴滴,事無巨細。人們說不忘初心,我想感謝那時的自己,因為我找到了一種拯救自己的“解藥”。

    文學,就是我的“解藥”。

    我讀小學開始學畫,很簡單的素描和水彩。初三那年,我忽然想要考上海美專,劉海粟開創的學校,中國最早畫人體模特的地方。我自己買了許多教科書和素描鉛筆,從HB到12B。我爸幫我背了個石膏像回家——那是個長發飄揚的外國老頭,名叫《馬賽曲》,法國雕塑家呂德在1836年的作品,原作是高浮雕在巴黎凱旋門上。我畫了一個學期,差不多每天畫一幅,沒有任何老師指導。我每次都有進步,最后畫到以假亂真。我去美專報了名,專業考試那天卻不敢出門——我害怕失敗,自己只是個三腳貓,人家都是拜師學藝了多少年,根本比不過啊。于是,我連嘗試一下的勇氣都沒有,就放棄了我的畫家夢。

    后來,我一直在想啊,如果那天,真的去參加了考試,結果會怎樣?老實說,科學地想了想,以我的基本功,幾乎肯定是要被退貨的。但至少,這樣就讓我徹底死心,不用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。

    我工作得很早,十九歲就已在上海郵政上班了。剛開始,國企還被認為是不錯的單位,起碼不用擔心丟飯碗。后來,國有企業優勢漸少,也與傳統產業受到移動通信與互聯網的沖擊有關。不少同事跳槽到民營公司,或去了中國電信或中國移動。有一年晚上,與幾個寫小說的朋友一起吃飯,隨意地問起互相的收入,而我的工資收入居然低到他們都不敢相信。

    在單位里,我做著平凡而無聊的工作,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復。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,因為幾乎沒什么共同語言。也有個別年齡相仿的同事,能說一些關于電腦和影視的話題,也僅此而已。至于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同事,我只遇到過一個,比我大了十幾歲,因為我在公用的電腦里,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。于是,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古典詩詞上去。

    那幾年心情陰郁的時期,大概激發了傾訴的欲望,不傾訴給身邊任何人聽——只寫給自己。從十八歲到二十歲,我只要不上班就待在家里,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,至今看來雖幼稚而拙劣,卻真是一個特別的青春期。

    我經常去圖書館,上海圖書館、靜安區圖書館等等,我一期不落地看《詩刊》,看《收獲》和《當代》。至今,我還清楚記得當時在文學期刊上的莫言的中篇小說《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》,發現小說帶給人的樂趣無窮。

    我又讀到了卡夫卡的《審判》、《在流放地》、《地洞》、《鄉村醫生》、《訴訟》……這個瘦弱的男人,無異于又給我打開了一方天地。我驚訝,初讀《訴訟》我就可以理解他的痛苦。因為我也處于一個上班的“單位”之中,不曉得明日往何處去?

    那時候,我買了本王小波小說劇本集《地久天長》。開篇《立新街甲一號與昆侖奴》,我讀到王二與昆侖奴“開始吃喝、談笑,度過這漫漫長夜。當戶外梨花飛舞,雪光如晝時,人不想沉沉睡去。這種感覺,古今無不同”。后面篇篇讓人驚艷,原來世上還有這樣寫小說的?這本書,至今還在我的書架上,無事翻翻,常讀常新。我更愛他的唐朝故事,《夜行記》是小說語言的滿漢全席,《舅舅情人》柔情似水猶記終南山下雪白的骸骨。后有《東宮西宮》的小說和劇本。二十年后,尚無人能再像王小波一樣寫作。下一個黃金時代何日來臨?至今,我仍然酷愛那句“古今無不同”。

    2000年,我開始上網,嘗試把最初寫的小說,貼到當年的“榕樹下”網站。記得第一篇,就是模仿王小波的唐人故事風格的《天寶大球場的陷落》同樣是一半古代一半現代。

    從此,我的“解藥”開始發揮藥效了。

 

 

二“不響”

 

    用《繁花》的話來說,我是一個“不響”的人。

    2002年底,我被調到一個幾乎是閑著沒事的單位,負責撰寫企業的史志和年鑒。在那里上班的,大多數是中老年人,工作的大樓有八十多年歷史,每天面對許多發霉的檔案,還有不知道多少年積累下來的公文,從清朝滅亡直到21世紀。雖然,大多數人將之視為養老圣地,但我非常喜歡歷史,尤其能面對大量數十年前的文字。我甚至找到了許多五四時期首次發表的文學作品(或許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孤本吧)。

    這段時間,因為陳村老師的關系,我認識了《萌芽》的傅星老師,得以發表許多小說,一不留神成了暢銷書作家。我忽然發現:一年寫小說掙來的版稅,超過了單位發給我工資的幾十倍。但我沒選擇離開,繼續維持了這樣大約兩年的時光。對我來說,上班已經不是為了生存,而僅僅是完成一種義務。或者,上班已成為了一種習慣,似乎我永遠不能適應每天待在家里的自由作家的生存狀態。又隔了兩年,我決定辦第一份雜志,注冊成立自己的公司,終于離開原來單位。我既不覺得離開得早,也不覺得離開得晚,那是一個恰當的時機吧。對于每一個人來說,都有各自恰當的時機。

    2005年的秋天,我第一次認識金宇澄老師。當時《上海文學》雜志發了一篇我的小說《小白買》,恰好金老師是我的責任編輯。正好一起參加作協的活動,我和金老師也聊了幾句。我是個內向的人,整個活動過程中很少言語,金老師卻跟大家說:“不要看小蔡不聲不響,他的心里頭很有想法呢。”后來看了《繁花》,先是在弄堂論壇里,然后買了實體書,滿心歡喜。不僅因為小說寫得好,也因其中主要的兩個地段,思南路是我工作過的地方,而長壽路與大自鳴鐘,則是我從小長大以至于仍然生活的地方。看《繁花》,竟有一種近鄉情怯的感覺。而我想起他評價我的“不響”兩個字——《繁花》的精華,不盡在“不響”之中嗎?

    “上帝不響,像一切全由我定。”——《繁花》

    2014年,春天,我又一次遇到金宇澄老師,我說起我剛寫完一個短篇。金老師鼓勵我給他投稿。當時,我覺得自己對于純文學期刊來說,完全是個門外人,我毫無自信心地投了過去。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個禮拜,有天早上,我收到金老師的短信:“小說很棒,充分顯示了拓展力量與特點,準備用在(上海文學)八月號的頭題”。那天中午,我獨自在家吃午飯,一邊吃一邊掉下了眼淚。

    這也是我的“不響”。

 

 

三“一夜”

 

    2014年,一次大面積航班誤點被困在機場的經歷,讓我突然想起《最漫長的那一夜》這幾個字。那個春天,我正好在寫一個短篇,名叫《北京一夜》。這是一個關于說故事的故事,故事里帶有我自己的成長記憶。雖然借一個北京出租車司機之口說出,但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,地域之間并沒有太大距離,受著相同年代的教育長大,在傳統與現代之間,我們是有多么復雜啊。這一切與文本或結構無關,只來自兩個字——記憶。

    那年四月,我過北京,住長虹橋,零點時分,獨自出門打車,直奔百花深處,尋找有位老婦人猶在癡癡等。百花深處胡同,空無一人。我一個人走了后半夜,幾乎迷路,穿越北京的胡同和小巷,一直走到了后海。好像我真的是故事里的人物。

    所有標題帶有“一夜”,所有主要敘述發生在一夜之間(也許所涉及故事和背景跨越數年),所有視角幾乎都來自于我的第一人稱,所有內容也有一大半都真實發生過。我的故事,或者,我身邊的人們甚至你們每個人都經歷過的。從上海到北京,從喀什到香港,從莫斯科到巴黎。

    “最漫長的那一夜”,說的最多的,是記憶。

    博爾赫斯說,時間有無數系列,背離的、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、錯綜復雜的網。由互相靠攏、分歧、交錯,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。時間永遠分岔,通向無數的將來。

    回想自己十八九歲,我依然感到有些遺憾——我沒怎么享受過那個年紀的青春期應有的無憂無慮,我在朦朧地為自己的前途憂慮,擔心或許終生都要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?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,漸漸喪失少年時原有的一切純真與熱情,漸漸被麻木不仁的生活所同化,漸漸為了幾百元錢或幾包年貨而爭吵,漸漸在別人替你安排好的生命航道里隨波逐流。當我們小的時候,其實,我們已經長大了。那時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夢想,我的夢想小學時是考古學家,中學時變成畫家還癡心妄想考過美院,最后才誤打誤撞地成為了一個作家。

    至今,我仍對“作家”兩個字感到汗顏。

    “一夜”帶給我很多榮譽,帶給我很多驚喜,甚至好多個文學獎,比如“百花文學獎”、“郁達夫小說獎”等等。

    但我仍然感覺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少數派。

    有人說,我有很多大眾讀者,實在是個多數派。但我仔細思量,在類型文學的圈子里,我太文藝;在純文學的圈子里(也許還只是在門口晃悠),我又太類型,甚至被認為是“對傳統文壇的一次大膽闖入”(郁達夫小說獎頒獎詞)。

    錄入一下評委袁敏老師的點評吧——

    “作者原是一位寫懸疑小說的暢銷書作家,他把網絡暢銷的元素引入傳統文學,這種碰撞和嘗試很有意義,特別難得。”

    好吧,但我必須要承認,身為一個少數派,我真是太幸運了啊!

 

 

四 “孤獨”

 

    我是少數派,少數派注定孤獨。

    天性使然,我不喜歡扎堆,不喜歡與人交往。我滴酒不沾,也不抽煙,因此無緣各種酒桌聚會。我在作家圈有不少朋友,但從不呼朋喚友,也很遺憾不能像竹林七賢們那樣豪爽地交往,更不可能像馬爾克斯的客廳那樣高朋滿座。

    去年,我去北京開了中國作協第九屆代表大會。會上當然遇到了許多大家。比如遲子建,我一直很喜歡她的小說,更喜歡她在某次頒獎典禮上所說的話。正好住同一個賓館,有一次,我們在電梯遇到,我輕輕說了一聲“遲老師好”,她向我微笑點頭。隔了幾天,我又看到她要進電梯,我等了片刻才一起進來。她很疲憊,急著要回去休息,所有人都開了一天的會。電梯里擠進來很多人,遲子建到十六樓,而我到十八樓。終于,電梯里沒別人了,我才對她說了一句話:“遲老師,我很喜歡您的作品。”她很高興,可惜樓層到了,只能匆匆告別。但,說出這句話本身,就讓我很有單純的幸福感,好像站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眺望額爾古納河右岸與群山之巔。

    還有舒婷,投票選舉作協主席、副主席時,我發覺坐在我前面一排的女士,名字牌上是“舒婷”二字。這不是朦朧詩的女神嗎?我沒有打擾她,只是坐在后面,努力回想她的《致橡樹》與《神女峰》“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、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”。散會后,我裝作不經意路過她身邊,說了一聲“舒婷老師好”。這是我跟她說過的唯一一句話,不知以后還有無機會?我想,這就像詩的語言,言簡意賅,足矣。

    我想,真正的作家,肉體從不孤獨,但內心孤獨,孤獨到沒朋友。人一輩子能交的朋友是無限的,哪怕回頭就忘;但人一輩子能寫的字卻很有限,是說有質量的字。各自孤獨著,各自燦爛著。若真覺得好,說一聲“你好”就能讓自己很開心。

    而少數派的我,更愿意像卡夫卡、王小波那樣在孤獨中寫作,無論你讀或不讀,小說就在這兒,默默地綻放,再安靜地凋零。

    你好,自己。

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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