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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詩琦:趙麗宏 寫作讓我活得坦然

2017年01月12日13:27 來源:南方人物周刊 關聯作家:趙麗宏 點擊:


“最討厭的作家”

發微信時,趙麗宏常會附上最古老的微笑表情:一張小黃臉,臉上是彎彎的嘴巴和一對視線朝下的眼睛。這個沿用自QQ的經典表情在年輕人的話語中早已脫離表面含義,現在它經常用來表達無語、冷淡等情緒,其效果相當于“呵呵”。趙麗宏不懂新的玩法,他客客氣氣地問好、自我介紹、告別,仿佛還嫌不夠友好,微笑表情一定要發兩個。這種過于周全的好學生式禮貌來自一位前輩,多少讓人感覺意外。

作家趙麗宏成名于上個世紀80年代。1982年,臨近大學畢業的趙麗宏出版了人生的第一部詩集《珊瑚》。現在他帶著最新詩集《疼痛》出席各種宣傳活動,時間已經過去34年。“我做學生寫詩的時候就聽到趙老師的大名。”詩人西川在11月份北京的詩集發布會上說。發布會的主持人是《人民文學》雜志副主編邱華棟,他的開場白也表達了類似感慨:“在1980年代,只有十幾歲的時候,我就讀過趙老師的詩。”

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寫詩了。當下,他更為人熟知的身份是散文家。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介紹他:“趙老師的散文是當代作家中入選中學課本最多的。”

趙麗宏近年“主要的文字是散文”,而詩歌仍然重要,詩人楊煉對他新詩集的評價“詩須臾不會離開真的詩人”深得他心。他不清楚自己有多少篇文章入選中學課本,有研究者在2006年做的不完全統計是32篇。然而,作品大受教科書喜愛一事讓這位作家相當尷尬。“為什么課本這么喜歡你的作品”這樣的問題他避之惟恐不及。“課本不是我選的,我也沒辦法。”他澄清,“我寫的時候并沒有想到要寫一篇課文。”

他時常碰見一些哭笑不得的時刻。有人曾表示在畢業多年后仍然記得他的那篇《頂碗少年》,甚至準確地說出了文章中的“金邊紅花白瓷碗”。趙麗宏不禁稱贊這位忠實讀者記性真好,不料對方老實解釋:“因為考試考這個。”

趙麗宏主動講起了一個事例,以說明教材對他的負面影響。有學生在網上寫道:“趙麗宏是我最討厭的作家。”老師罰抄語文課文一百遍,那篇課文剛好是趙麗宏的散文《雨中》。文章七百來字,抄寫一百遍,也就意味著抄了七萬多字。由此,這個學生對趙麗宏印象極為深刻。“用你的文章來懲罰學生,可怕吧。”他說。

學生之外,中學語文老師無疑是趙麗宏最廣大的讀者群體。某地語文老師在某體育館集體上課,趙麗宏被請去聽課。一位全國知名的語文教師講解了他的《望月》一文,在教案里,把月亮分解成天上之月、心中之月、詩中之月。點評時,趙麗宏委婉表達了內心想法:他很喜歡這位老師的解讀,但他寫作時并沒想到這些;而且,不能規定學生都要這么想。

他忍不住要為自己的文章做一番解釋,批評語文課本只允許出現正面的、向上的東西,他的某篇入選文章曾因此被刪掉結尾,減少了文章深度。“要把世界的復雜性告訴他們。”趙麗宏說。上海另一位作家葉開譴責現有教材像三聚氰胺一樣毒害學生,但這種聲音在他看來就過激了:“我的文章即便刪掉結尾,也不是三聚氰胺。” 

很多人因為課文而知道趙麗宏的名字,從這個角度,他本人也認為入選教材不是壞事情。《雨聲》是他頗為滿意的作品。他細致地描寫了一個雨夜中,他所能感受和想象到的雨水制造的各種聲響。結尾寫道:“讓我也成為雨的一部分,濕潤自己的同時,也濕潤了世界……”閱讀題里的答案中,這句話被看作“揭示主旨”,賞析文章里評價:蘊涵雋永,給人美好的回味。

學生們被應試教育折磨得頭昏腦漲時,大概無暇領會創作者的際遇和心境。他在油燈下寫就這篇散文,就實際經歷來說實在難言美好。寫文章時,他作為上海知青到農村插隊,白天下地干農活,又累又餓,夜里回到居住的茅草屋,逢上大雨,屋外下大雨,屋內下小雨,他看著雨水漏進屋內、打濕被褥而毫無辦法。那是趙麗宏人生中一個“很可怕”的雨夜。


躲進書里

作家寫著寫著不寫了很容易,但對趙麗宏來說,似乎停筆反倒更難。他出生于1952年,寫作生涯始于1969年,延續至今。從下鄉插隊的高中生,寫到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頗有名氣的學生詩人,再到《萌芽》雜志詩歌散文組的編輯、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。漫長的47年時間里,他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動蕩,也親歷了80年代的中國文學黃金時代。一生的經歷都能用文字記錄下來,他才覺得人生沒有虛度。“大部分人做不到,我倒是非常執著地做這件事。”趙麗宏說。

在名為“趙麗宏微博”的新浪微博認證賬號上,粉絲有一萬,但微博卻只有2011年初開通時的惟一一條。近幾年他用起了微信,但堅持不發朋友圈,別人的朋友圈消息他會看到,也堅持不評論,因為“發了言別人也要講,你必須要回復,不回復就不禮貌,這個太痛苦了,太費精力了”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他認為電腦違背人性,直到作家徐遲在電腦上完成了《江南小鎮》,他才接受不用紙筆的創作也不一定寫得更差。

2014年,有出版社編纂了18卷本的《趙麗宏文集》,收錄了除劇本外幾乎所有發表過的文字。趙麗宏借機回顧了一遍寫作經歷,主要文章都在。他承認,寫得太多了,“我自己都沒勇氣看一遍。”以數量論,他已經出版了八十余部圖書,包括散文、詩歌、小說、報告文學和影視劇本。

“當然也寫得不夠好,有很多敗筆。本來我也沒什么野心。”趙麗宏說,“只是這樣寫著寫著,我可以活得比較坦然和愉快。”作家的野心是想把自己感受到的東西表達得非同一般,所謂現代的章法結構、題材的變化,趙麗宏說他也追求這些,曾經有過華麗的寫作,一度用完全詩化的文字寫大自然,比如《致大雁》、《假如你想做一枝臘梅》,現在他的寫作“歸于平淡”,用簡單的文字來寫,“關鍵是你的內容、你的心。”

他的人生有兩件要務,讀書和寫字。除此之外,沒時間做別的事情。幾乎每一次接受采訪,他都不厭其煩地講述書在最灰暗的日子里給了他光明。

“你可以考上任何一所大學。”趙麗宏的高中老師曾告訴他。然而,文化大革命摧毀了正常的人生軌跡,高考制度驟然被廢除,知識青年被要求“到農村去”。頂著“民族資產階級”的家庭成分,趙麗宏去不了北大荒插隊,也不能待在上海的家里,否則他的父母會因妨礙上山下鄉運動而遭到批判。家里人自謀生路,把他送到老家崇明鄉下去投親靠友,村里不缺人,只同意給他落了戶口。 

1969年,趙麗宏到江蘇宜興的一個木匠家里做學徒。人生的第一課教他認清了現實。做學徒的日子太苦了。他記得,做學徒的五個月里,他不能碰木頭,只是不停地磨刀、干雜活、打下手。木匠的兒子告訴他,要磨三年。他沒學到什么手藝,卻在寄人籬下的日子里見識了人情冷暖和生活艱辛。他待不下去,回了崇明,在親戚的幫助下以不要工分為代價留在了農村。整日在地里干活,前途無望,生活苦悶。

下鄉插隊時,不到20歲的趙麗宏寫過一首后來廣為傳頌的詩,叫作《火光》,是當年絕望心境的寫照。詩里寫道:假如,坐上一只小小的舢板/沒有船槳,也沒有蓬帆/沒有舵把,也沒有指南/頭上,是呼嘯橫行的風暴/身邊,是劈頭蓋臉的浪山/只有海鷗凄厲的呼嚎/在灰暗的天空里時續時斷/只有鯊魚慘白的牙齒/在起伏的波浪間一閃一閃……

作家陳村寫過一篇《我認識的趙麗宏》,提及趙在崇明時學過繡花,自己畫圖樣,一針一針照著繡。“為了磨性子。”趙麗宏向陳村解釋。他希望陳村不要寫這個細節,“沒什么意思。”

趙麗宏更愿意講述的是一段近乎傳奇的經歷:在農村時,農民們看到這位上海知青悶悶不樂,又知道他喜歡書,于是紛紛把家里的書拿給他,有《二刻拍案驚奇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、《七俠五義》、《臥虎藏龍》等各種書,一位老太太甚至送了一本康·巴烏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說集。他找到了一個鄉村學校的圖書館——曾有當地鄉紳辦學,農民們從那里拿書做火煤,對他而言卻似發現了一個寶藏。有了書,眼前的苦難可以對付了。

在《躲進書里》一文里,已經是專業作家的趙麗宏寫道:“我已有七八個書櫥,大概有好幾千冊書吧。要想把所有的書都讀一遍,幾乎不可能。于是我常常站在書櫥前,慢慢地掃視著那一排排五彩斑駁的書脊,心里在想:今天,我能躲進哪一本書中去呢?”


兩種寫作

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前,趙麗宏已有作品發表,恢復高考后進入大學時,他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作家。《解放日報》《朝霞》之類的主流刊物上登過他的政治抒情詩,口號式的句子。

他承認這段歷史算不得光彩,“那個年代所有人都這么干。只有這么寫才能發表。”這種政治寫作最早開始于在農村的日子。他成了村里的土記者,虛構一些“毛選”幫助農民克服困難的橋段。村里的大喇叭廣播他執筆的發言稿,講一位老隊長獨自在油燈下讀毛主席著作后豁然開朗,第二天一早信心百倍地帶著生產隊社員們去勞動。在地里干活的趙麗宏聽得羞愧不已。但至少寫字時不用干農活,這對一個城里來的文學青年而言是最好的事情。文章寫出名氣來,后來縣長的報告也找他寫。趙麗宏不敢拉家里帶來的小提琴,因為“農民會像看動物一樣看你”。然而一個真正的作家所不齒的宣傳式寫作,卻深得農民贊賞,給他找到了立足之地。

到現在,趙麗宏身上的眾多頭銜依然會給外界一個作家之外的印象。他是全國政協委員、上海作協副主席、《上海文學》雜志社社長,作品獲得中宣部“五個一”工程獎。維基百科把他劃分到了政治人物的類別。“有些人現在把我歸為專門寫主旋律的,這種人根本沒有好好讀我的文字,讀了一兩篇就下定義。”他聽見過這樣的言論,否認道:“我完全不是一個政治的人。”

即便作品不能發表,趙麗宏始終保留著個人化的寫作,這點頗令他自豪。70年代中期,除了寫政治抒情詩,他在日記本里默默寫了不少對大自然的描寫、個人的情感等等。到了80年代,有一首名為《痛苦的基石》的詩,因為基調是“痛苦”,沒能收錄在他的詩集中。他出版過一部叫作《島人筆記》的書,寫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見聞。在他的散文和報告文學中,都能找到對那段殘酷年代的描寫。但大部分時候,他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寫著清新美文的作家,描繪美麗的春天和美好的情感,因為名字中有個“麗”字,常被誤認為是女性。

他的筆記本上陸陸續續記下來許多片段,一個詞、一個意象或者一句話。2014年起,他開始把零碎的靈感整理出來,豐富成一首首的詩,于是有了今年這一本名為《疼痛》的詩集。“一個再溫和的人,內心也有憤怒的時候,看上去再快樂,內心也有別人無法想象的苦痛。”趙麗宏說,這些詩是他個人的秘密,從不示人,這本詩集是一次公開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為詩集做了頗為繁復的設計,封面的書名是一個碩大的英文單詞pain,書名上方兩道金色的劃痕像是兩道傷口,黑底,白色的紗布裹住了書的外層,而在內頁,每一張書頁的頁碼旁也都伴有一個金色的傷口狀圖形,看上去這確實是一本“傷痕累累”的書。這并不是趙麗宏的設計,拿到樣書后,他自己也吃了一驚。他很滿意出版社所下的這番功夫,尤其是書中插入了一些手稿,“處理得很有吸引力”。但是,他也向出版社提出了一個意見,頁碼不應該排在文字的中間,會妨礙閱讀。最終對方堅持了原有版本,因為“要設計得與眾不同”。

 “我一直有個說法,叫以不變應萬變。我永遠是這樣想,以我的初心面對周圍的事情,不變的是我的心,變的是世界。但不變也是不可能的,我們的苦難、災難,最可怕的事件和變化,我們都經歷過,少年的心歷經滄桑后回望,同樣的事情會不一樣,這就是我的這本詩集。”趙麗宏說,“現在寫出來真有這么多人讀你,好事情是要求更高,壞事情是不像當年的純粹。其實我寫詩的時候,這個念頭是沒有的,沒有想到寫給誰看。”

小時候,他跟著母親去監獄看望舅舅董致平。董是無錫天主教堂的本堂神父,當時被打成反革命,戴著鐵鐐出來見他們,送給趙麗宏一支永生牌鋼筆。趙麗宏非常執著地寫了四十多年,這次非同一般的見面也不例外地寫入散文并發表。文章有個光明的尾巴,董致平恢復了自由,冤案也得到糾正,在無錫天主教堂成為了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神父。

他講起這段經歷,內容和文章里大體一致,只是多了一個沒寫進去的細節。他去見舅舅的時候,舅舅被加判了三年刑,原因是安慰難友“心里有主,會有光明生活等著你們”,結果被人檢舉。董致平和另一個神父被綁著上過刑場,互相安慰,做臨終的彌撒。那位被槍斃了,董致平才知道自己只是陪綁。

趙麗宏不信宗教,這位舅舅卻對早年的他影響頗深。他愿意寫人性中的善、大自然的美,因為“我的閱讀經驗告訴我,人生是過得下去的”。

這些年約稿很多,卻沒人找他寫詩,詩壇的年輕人甚至不知道他寫詩了。“在80年代我是寫詩的,北島和舒婷是我的好朋友。”他為自己辯解了兩句,也沒有更多失落了,感嘆一句:“唉,年輕時代。”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,他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大堂接受采訪。聊到回鄉插隊時的絕望日子,一時興起,順口背起了那時寫的詩句:“或者讓火光成為我生還的信號/或者讓火光成為我葬禮的花環。”

年輕時的作品仍然讓他滿意,“這種詩一生中也寫不出幾首。”他頓了頓,大約是回味了下,笑道:“太絕望了。人生沒有這么絕望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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